每到村级选举，同姓家族内部竞争与异姓家族彼此竞争叠加，弄得村里鸡飞狗跳。
至于选举结果，要么是“一家独大”，要么是部分家族“联合上台”，形成以家族为核心的权力及利益垄断组织。
在高桥乡的安吉村，村中两大家族长期掌控村支书和村主任职位，把持河砂盗采利润。至于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，以及村中其它致富机会，村干部在分配时会“优亲厚友”。
而且，村干部家族被逐一编入利益网，普通村民心生怨念，这种不合理的乡村秩序让村庄治理失去了公共性和公平性。
一些村庄历史悠久，社会结构发育完整，宗族对内团结，对外具有攻击性与扩张性。一旦公共政策与宗族利益不符，相关势力便会采取行动，抗衡基层管理。
例如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许多些宗族有强烈的“生男”偏好，常组织村民在宗族势力高压下，一些村干部只好睁只眼闭只眼，甚至向村民进行妥协。
前几年，江东县相关部门在郊区征地，准备修建高速公路及排水渠。由于好几个村庄的家族或宗族介入谈判，修建工程一拖再拖，补偿价也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推高，严重耽误重要交通工程的推进。
家族血缘关系是乡村最基础的社会关系。
在熟人社会中，血缘对村民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影响。同一家族的同姓村民与村干部之间，是血缘“强关系”，也就是“自家人”。
宗族内部有完整的组织结构，比如各房都有“话事人”，每个小房支要服从更大的宗族结构。
对一些村干部来说，管理家族宗族内部事务是头等大事。红白喜事、祭祖迎神、调解矛盾纠纷，样样怠慢不得。
长久以来，农村社会自然孕育了个体行为服从整体家族宗族利益的行为规范。
尤其是在家族宗族势力旺盛的地区，家族宗族具有极强整合力，只要“话事人”决定行动，其他村民就有服从义务，尤其是为了本族利益团结斗争的义务。
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，巨量发展资源也一定程度上“盘活”了家族宗族势力。比如，有的地方旧村改造、征地拆迁接连不断，由于规章制度不健全，家族宗族对灰色利益就有了剩余索取权；有的地方集体资源丰富，背靠家族当选的村干部掌握资源分配权后，自然倾向于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。
更糟糕的还有家族宗族还会主动索取利益。比如某家族式村干部负责出面，向建筑工程发包方索要工程，遭到拒绝后，该村干部便让老族长出面煽动村民闹事，最终迫使工程承包方出让一部分工程。
张东峰觉得家族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管理的把控和侵蚀，严重干扰基层管理秩序，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。
必须要清除“家族自留地”， 要努力防范家族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管理的侵蚀和影响。
近年来，国家对基层管理越来越重视，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基层管理的规章制度，家族宗族势力对基层管理的消极影响正在减弱，部分村庄已经实现由乱到治的根本性改善。
张东峰认为要把一些有效的经验做法进行推广。
比如，在村级权力产生环节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。村干部选拔环节不仅要有民主选举，更要有后备干部培养制度，先将村里的好苗子选为村后备干部，由组织观察、培养、筛选，再经民主环节推选为村主要干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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